一流企业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全球城市竞争格局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科学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推动城市间竞争赛道出现颠覆性改变；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正加速重构，不同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在重新洗牌。

　　大变局中，上海企业能否抓住机遇赢得主动？近期，市政协开展“聚焦问题导向，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重点课题调研，了解上海一流企业建设的现状特点，找准企业发展面临的堵点痛点，形成相关调研报告，为上海加快推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建言献策。
　　对标国际上海企业短板何在？
　　调研发现，从企业规模、品牌价值、创新实力等不同维度看，上海的一流企业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细分后可以发现，在沪央企国企占优势地位。例如，2022年世界500强的12家上海企业中，10家是央企国企。再从行业细分，在装备制造、材料制造等上海传统优势领域，上海企业占据国内甚至国际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市政协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主任严旭介绍，在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上海企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相关领域的龙头。比如，米哈游凭借《原神》等游戏产品，成为全球网络游戏领域的重要力量；联影医疗深耕CT、磁共振、PET/CT等大型医疗影像设备领域，已是全球领先企业。
　　然而，不少政协委员坦言，对照上海产业发展的要求、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上海企业还有不少成长空间。
　　在市政协常委，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继生看来，上海优质企业总体数量不少，但目前仍缺乏占据产业“生态位”高端、拥有对产业链价值链掌控力、可以代表上海城市品牌的标志性领军企业。从市场主体看，像阿里、华为、比亚迪等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旗舰型企业不在上海；从产业领域看，引领城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龙头企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三大先导产业企业，上海目前还不够多、不够强。
　　调研还发现，上海企业创新实力还有不小提升空间。中国大陆入选“2023年全球百强创新企业/机构”的4家企业均不出自上海；福布斯《2021中国创新力企业50强》中上海企业仅占9席，远远落后于北京的21家；2022年上海的研发强度为4.2%，明显低于北京的6.5%和深圳的5.5%。
　　另一组数据也能佐证。截至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共计15351家，上海上榜企业为505家，位列全国第4位，低于北京、武汉、长沙。“专精特新企业是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往往被视为最有机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潜力企业。”市政协委员、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所长曹建华表示，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具有一流企业潜力的企业数量还相对偏少。
　　“弹簧门”“玻璃门”未完全打破
　　针对上海企业所遇发展瓶颈，市政协调研组认为，上海目前还没能完全厘清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企业“不能做、不敢做、不想做”，政府部门“管多放少、服务不优”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
　　有委员坦言，上海对企业的服务供给还不能满足企业发展所需。比如，随着国内外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上海无论是在顶尖管理人才、高端科技人才、中端技术人才还是车间蓝领工人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招人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对此的实招、大招还不多，一些上海急需的人才流向了他处。
　　再比如，对于那些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上海缺少统一归口管理单位和针对性辅导。各部门间的规章、政策有机联系不足，在办理人员签证、审批境外投资等方面的效率不高。同时，本土金融保险、法律咨询、财务会计等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化程度较低，跨境服务网络不健全，很难为出海企业提供有效服务。
　　调研中，还有委员提出，上海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存在改善空间，各方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市政协常委、上海经佳文化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丽佳提到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相对国企而言，民企在信贷市场上具有较高的融资门槛和更严的融资约束。同样地，那些在公开条文中未禁止民企进入的市场领域，实际操作中仍对民营企业设置纷繁复杂的准入门槛，市场上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仍未被完全打破。
　　还有一些民营企业负责人向调研组反映，有些政府部门对民企和国企的态度差别相当大，民企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决策权与议价权，给企业经营造成较大的困扰。
　　建议对国企民企精准施策
　　对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短板，市政协调研组建议，应围绕政府服务、国企改革、营商环境和企业能力等领域主动作为，进一步推进一流企业建设。
　　在市政协委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郑元湖看来，上海还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面向企业精准制定政策“服务包”，全力打造既能阳光普照又能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营商环境，真正当好企业“店小二”。
　　比如，要进一步提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以市场主体的感受度和满意度为中心，加强与行业协会、主要企业的沟通协商，真正实现政府和行业、政府与企业间的共商与协同。此外，针对企业提出的人才需求，有委员建议继续优化人才引育机制，发挥好企业用人的主体作用，健全重点人才清单式管理机制，推动民企融入高校，实施联合、委托、定向培养人才行动。
　　也有政协委员提出，政府要针对国企民企所遇不同瓶颈，分类施策、精准施策，为上海参与全球企业竞争培养“种子选手”。针对国资国企所面临的制度瓶颈和短板问题，要以制度创新为主要手段，全面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能级和竞争力。比如，可以以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为抓手，推动央企和地方国资向上海重点发展领域加快布局，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产业布局重心和全市产业发展方向的匹配度。与此同时，上海国企要以打造成产业链“链主”为目标，强化开放协同创新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引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融通创新，提升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掌控力。
　　调研报告还建议，要完善国企“一企一策”考核机制，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加快推进分类授权放权机制，建立积极可控的容错机制，增强国资考核对国企发展的包容度。
　　对于民营企业，“建议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为导向，进一步增强民企支持力度”。市政协委员、安杰世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贵提出，加快推动制度改革，进一步破除民企发展面临的制度性壁垒，加快推动市场领域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建立优秀民营企业培养库，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国有企业供应链、重要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
　　有委员建议，结合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特点，科学设计“弱担保、弱抵押”的信贷专属产品，综合开展“商行+投行、债权+股权、融资+融智”的全方位投融资服务。加大对“独角兽”企业融资支持，完善国资创投前期示范投入、后期适当退出的支持机制，加强企业上市合规辅导。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